如此幸运：罗氏PDL1抗体超级应答者的病程全纪录

最终，朱迪决定参与一个被称为Atezolizumab(同时也被称为MPDL3280A)的新药的临床测试。这个临床是罗氏 / 基因泰克在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进行，由PAUL PAIK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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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格雷，68岁的时候被诊断为晚期四期肺癌，环境保护署的一个退休官员。怀着对对科学的信仰，她压抑了自己的恐惧和悲伤并且不断探索各种新药的临床试验，从而对自己的治疗方案做出可预见的分析。最终，朱迪决定参与一个被称为Atezolizumab(同时也被称为MPDL3280A)的新药的临床测试。这个临床是罗氏 / 基因泰克在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进行，由PAUL PAIK负责。

Atezolizumab是一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靶向于肿瘤细胞上的PD-L1的蛋白，肿瘤细胞利用这种防御机制逃避机体免疫系统中的T细胞的杀伤。一旦T细胞能够识别肿瘤，它们能够快速增殖并更有效地攻击癌细胞，使肿瘤患者受益。

朱迪对这种治疗的应答非常好。用她主治专家的话来说：她是超级应答者。距离她初次确诊已经有4个年头了，2年的免疫治疗使她变得越发强大，健壮。



记者：能否回想下初次确诊时的情况?

朱迪：回想起来，确诊前一年左右，我已经开始注意到一些异样。首先，髋骨地方不断的疼痛，起初我还认为我已经64岁了，这可能就是老人病的一部分。几个月以后，我开始干咳而且很难根除。但是生活在密歇根，冬天感冒，咳喘是再普通也不过的事情了，所以我没管它。2011年2月，我去医生那里，她说我听不到你胸腔的任何异常，我确信一切完好但是为了更安全起见，让我们做个X光检测。他们发现我右肺页有异常信号，然后我不得不接受一个又一个的检查。2011年3月，我被确诊为转移性肺癌，被转到密歇根大学癌症综合研究中心的，博士Nithya Ramnath是我的主治医生。

记者：那时候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了?

朱迪：是的，已经转移到了我的两个髋骨，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我前几个月一直不停的疼痛。然后他们发现了我脑部右顶叶有两个小的转移瘤。坏消息不断，但是这确实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所有事情最让我伤心郁闷的事情。但是，脑部的转移瘤通过立体定向放疗得到了治疗而且到现在为止，再也没有复发。

记者：你还经历了哪些治疗?

朱迪：我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化疗，虽然这个化疗方案起初疗效不断，但是过不了几个月就开始出现耐药。似乎癌细胞总能找到迂回的办法再次杀回来。2013年春天，距离我确诊已经有2个年头，癌细胞开始全身扩撒。已经尝试我所认为值得尝试个各种治疗，筋疲力尽。这个时候，我的主治医生从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年会回来，带着各种PD-1、PD-L1临床的各种惊喜结果。虽然密歇根大学没有参与这些临床，她却鼓励我们去调差研究这些新药的情况

记者：接下来你们怎么做的呢?

朱迪：接下来的最大挑战是自学。我们不得不了解免疫疗法，去调查是谁在做这些研究，怎么能进入这些临床：和谁联系，讨论，然后拿到这些要求的提交的申请和表格。如果你所在的治疗中心没有参与这些临床研究，参加这些临床确实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以为这是挽救生命的最后一次机会，在我们的不断努力下，经历了重重压力，终于跨过了国家科学和行政中心的大门。最终，我们来到了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这里正在进行PD-L1的临床试验。

记者：入组是否有严苛的限制?

朱迪：对于这个研究，首先你的肿瘤组织PDL1检测为阳性。所以必须提交部分病例组织去检测是否为阳性，这需要几个星期的等待。额，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那时候看来不并不有趣。一天下午，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临床医生终于给我电话了但是他说他很抱歉我的肿瘤组织检测为阴性，不能入选这次临床。我们被抛弃了，这打碎了我所有求生的梦想。但是，当天晚上他们又打电话过来，原来他们搞错了，我的组织是PDL1阳性，他们把我的组织和另外一位患的的搞错了，我可以入组临床。

记者：你是怎么发现这个临床的?

朱迪：我们做了不少调查，绝大部分通过网络完成的。我的丈夫皮特是主要调查者，他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早期，他发现了不可缺少的网站：clinicaltrials.gov.。他和巴尔地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因为我们知道Dr.Julie Brahmer是癌症免疫疗法领域的大牛级人物。我们和纽约、芝加哥、波士顿、旧金山底特律以及其他地方的癌症治疗中心电话咨询。我们经常浏览所有针对肺癌患者免疫疗法临床的药厂的网页。最终，我们决定押注MPDL3280A。我们找各个负责人聊，收集各种文件然后通过各种渠道申请，这也经历了几个星期。

记者：同时你也饱受疾病折磨，非常痛苦?

朱迪：是的，癌痛折磨着我。在进入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之前，我开始不断咳血。我的臀部有转移瘤，很疼，后来做了放疗来缓解。这一切都是在我们寻找临床试验的时候发生的。

记者：你说你的丈夫成了专业的调查员?他是科学家吗?

朱迪：绝对不是。在我得癌症之前，他绝对会是你遇见的最神经质的人。如果你当面和他讨论血液之类的话题，他就会愤而离开。现在，他已经不再是那个神经质的家伙而是自学成为肺癌治疗的专家。他不知疲倦的，巨细靡遗的调查研究，不畏惧给人和人电话。如果没有他，我确信，我可能没有机会在这里和你聊天。

记者：你怎么确定罗氏的临床测试药作为你的治疗手段的呢?

朱迪：我们翻阅了大量关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资料，第一印象是PD-L1和PD-1治疗的副作用非常少。我认为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副作用小，我们觉得PD-L1的方案还是相对不错的。从实用主义方面来说，罗氏的临床是公开的群组研究而且接受有脑转的病患，这也是我们选择罗氏的决定性因素。

记者：告诉我们接受免疫药物临床的具体情况以及效果?

朱迪：治疗本身对我没有任何问题。我没有腹泻以及其他直接的副作用。但是第一次治疗后几天，我开始发烧，打颤，白细胞水平触底。医生认为我感染了某种可怕病毒，让我紧急入院接受抗生素治疗。我在医院住了三天却没发现到任何病毒感染。事实上，我的免疫细胞像跳豆人一样忙碌，到处吞噬癌细胞。从那时，我知道对我们这些良好应答的患者，这种类流行感冒的现象很普通但是没有几个像我这么严重的。第二次治疗后，我又一次做了PETCT。和六周之前，没有开始做免疫治疗之前的PETCT的相对比，效果是惊人的。癌细胞活动停止了，接下来几个月的CT扫描，显示肿瘤在逐步缩小，然后整个消失。现在距离我初次参与临床已经2年多，也已经停止临床测试1年了。从停止后，我再也没有参与任何抗癌治疗。每隔三个月我依然进行CT扫描，一切保持稳定。虽然有坏死组织但是没有活跃的组织了。这简直是太神奇了。

记者： 所以，现在你没有继续这种实验治疗了?

朱迪：是的，已经没有继续治疗了。在持续一年的治疗后，我不得不停止，因为自身免疫方面产生了一些问题，这些在免疫疗法治疗过程是很常见的。由于这种治疗方法是通过阻止PD-1/PD-L1受体(正常细胞和癌细胞中都含有这种受体)，所以出现自身免疫反应这并不奇怪。经过几个月的持续治疗，我的免疫细胞让我的甲状腺“停工了”，一旦确诊，这个副作用很好处理，那就是服用甲状腺激素来替代自身甲状腺功能。但是，我却发现了更多的副作用产生了-嗜酸性筋膜炎，一种严重的自体免疫疾病。这种疾病很罕见，是硬皮病的“近亲”，这是一种纤维化的过程，皮肤及其连接的组织会逐渐硬化。虽然我并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嗜酸性筋膜炎确实会危及生命。然而，我开始变得虚弱，不舒服，这是有潜在危险的。是时候需要离开实验组了。

记者：针对这些副作用，你是否做了治疗?

朱迪：是的，我服用了强的松，这是一种肾上腺激素。我也服用了一种防止器官移植排异的药物CellCept,。滑稽的是我现在不得不服用免疫抑制药物来处理PDL1抗体治疗带来的副作用。

记者：你的副作用是否逐步减弱那?

朱迪：我也当然这样希望。筋膜炎也逐步缓解改善。实际上，最近肾上腺激素带来的困扰比筋膜炎麻烦多了。我开始逐步减少肾上腺激素的剂量。治疗、副作用以及针对副作用的治疗，这之间需要一个平衡举措。

记者：强的松的副作用有哪些?

朱迪：强的松是一种强有力的药物，几乎能影响一切事情。举个列子。它能影响睡眠，我已经失眠一年多了;它让皮肤变得薄而脆弱，即便微小的碰撞也能引起出血或者一大块黑色淤青;还有腹胀，体重增加尤其腰部的游泳圈。我经常照照镜子，据说这个药会引起脸部的特征反应，到现在我的还没有。肾上腺激素也能让骨头变脆弱，十二指肠溃疡。肾上腺激素可能引起的副作用真是说也说不完啊。肾上腺激素不是你想服用就能服用，但是她是各种紊乱的主要治疗手段。

记者：告诉我们你知道这个药有效的时候你的感受?

朱迪：只能说真的不敢相信。在没有进行临床试验之前，我必须每天服用高剂量的麻醉剂来让我感觉没有那么疼。在进行免疫治疗几个月之后，我再也不需要服用它们了。感觉就像获得了新生。但是，没六个星期我必须进行CT扫描，看看肿瘤大小。每次扫描我都担心肿瘤复发，但是这个药物的效果一直持续，而且一次一次好，最后我的肿瘤都没有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怕哪天再复发了。

记者：你丈夫是否和你一样有检查焦虑症?

朱迪：他绝对比我更焦虑。我可以很好的处理这些情绪的，但是得了这种病确实会改变你对生活的看法。我应该属于生存曲线上一直存活的那些点，这种感觉很奇妙，还有就是我可以在别人和我自己预料之外活这么久。有时，当我发现自己得肺癌的时候，我不认为我还能否见到我的小孙子，他是否会了解我，我的长孙是否能记住我，但是就这几个星期，小孙子马上5岁了，长孙也7岁了。我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记者：对其他正在考虑做免疫治疗的患者，你想说些什么?

朱迪：我绝对鼓励癌症患者多了解免疫疗法。虽然不能保证每个非小细胞肺癌会有应答，即便有应答者，也不是每个和我一样有很好的疗效。但是相对化疗，应答率还是很高的。有疗效的应答者的生存时间应该更长，副作用更少。免疫疗法不但挽救了我的生命也让我过上了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我毫不犹豫的鼓励癌症患者去研究调查，也为自己争取一个新的机遇。

推荐原文：On Being an Immunotherapy “Super-Responder”

希望国内能尽快开始临床使用

冬日里的暖阳，期待咱们也能享受这个过程

副作用有点多

又一个好消息，谢谢分享！